扬州皇帝
孙天生进入扬州,是在九月十七日(11月7日)晚八点。扬州士绅连忙组织自卫团与民众,列队夹道欢迎。

从南门方向,远远来了一群军人,大概有四十余名,看服色是驻在南门外静慧寺定字营的兵。六七个人骑着马,识得的有警局巡长、江都县知县、绿野茶社老板,当先一骑,煞是古怪,从头顶到脚踝,都用白色洋绉缠满,只露着一张面孔,不认得。前导两名卫队,举着两面大旗,一写“还我山河”一写“光复大汉”

见他们了,道旁人众轰然叫好,说“革命军光复扬州了”!

扬州此时也是“无王管”状态。武昌事变近一月来,扬州一直很平静,只有一些在外读书的学生,因为时局不靖,纷纷回乡。他们倒是打算响应革命,保卫桑梓,发动组织了“旅外学生队”苦于没有武器。两淮师范倒是有学生操练用的步枪,但校方不借。后来答应借了,枪刚到手,听说扬州已经光复。

直到11月7日,镇江林述庆宣布光复,扬州一水之隔,这才惊慌起来。扬州绅商为首的,一是取中过解元的盐商方尔咸,一是商会会长周谷人,迅即召开各界会议,议定组织自卫团,全城发动,每家出一至二人,自备红字灯笼,分区编队,担任夜晚巡逻。事到临头,效率甚高,当天便编成二十四队,一万五六千人。

然后方尔咸、周谷人联袂去见扬州知府和盐运使,劝他们离开扬州。因为这两位是旗人,留任的话,可能给革命党人以进犯扬州的口实。

知府嵩峋不肯走,反而说:“我只希望革命党不伤害百姓。如果还需要问事,我愿意继续维持下去,如果用不着我,我就走。”真跟这位大爷说不通,各地光复,用旧官吏的很多,你几曾听说过用旗人来维持的?

盐运使增厚倒还好,经过反复劝说,他带着家眷和印信,于11月7日下午五点越墙逃走。

咦,为什么要越墙?因为已经有人来报,南门外定字营一群士兵,荷枪实弹,冲进城内,直奔盐运使署,声称是索饷。这下不但盐运使大人要急急逃离,连来劝说的绅商代表,也慌忙作鸟兽散。

定字营冲进运署,将运库洗劫一空。这天傍晚,扬州街道突然多了许多独轮车,每个独轮车上都坐着两个定字营士兵。这很古怪,扬州从来也没有用独轮车运人的习惯呀?后来才知道,兵大爷抢的元宝太多,沉甸甸的,路都走不动,只得抓了一帮运盐的苦力,用独轮车把他们运回兵营去。

当晚,乱兵散后,自卫队出来巡逻。九点,突然呼喊声响彻夜空,江都、甘泉两县监狱大门打开,囚犯们一冲而出,大喊大叫,铐镣声“震动全城”军警根本不见踪影,自卫队不敢也无法制止,只好逐段卡死道路,持枪而备,驱送他们出城。

后来才听说,乱兵冲击运署,两县大狱放囚,都是孙天生在背后的鼓动所致。这两件事震动人心,但并未扰民,市民并不恨孙天生,但组织自卫队的绅商心里的惶恐忐忑,可想而知。

11月7日的扬州,是多么的忙乱啊,组织自卫队,劝说知府与盐运使离开,乱兵抢劫运署,自卫队巡逻,两县监狱报破,孙天生进城真称得上一日数惊。

孙天生进了城,第一件事就是问方尔咸周谷人:运司的库房里,盐课(贩盐交的税)还存着多少银子?方尔咸忙说:“今岁盐课已多数解往南京,剩下的也被定字营抢得差不多啦。”孙天生大失所望:“我还指望拿库里的银子发军饷哩!”

运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,孙天生骑马走到衙门门口,突然停下马,看看围观的民众,道:“署内的家具什物,你们随便去取。我们发大财,你们发小财。”这下民众一拥而入,将运署物件抢个精光,连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。随行士绅哭笑不得,只好从别处找来床椅桌凳,不然新都督睡哪里呢?

当夜也没有别的事,只是吩咐全城悬挂白旗。这本是各地光复都有的举动,但扬州独立来得太迅急,各家来不及准备,一时找不到白布的,有用白纸糊的,有用毛巾代替的,总之,闹到半夜,扬州总算光复成功啦。

当合城民众终于在惴惴不安中渐次睡去时,方尔咸、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经渡过了长江,去迎接徐宝山。

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。徐宝山,人称“徐老虎”本是扬州盐枭,江南南一直流传着他与“白寡妇”的故事(看过高阳小说、李翰祥电影的举手),早几年被刘坤一、张謇收伏,反过来巡防江淮,为朝廷效力。他与扬州盐商,亦敌亦友,曾多次到方、周等人府上做客。此时徐宝山已向镇军都督林述庆投诚,变成了光复军。把扬州交给他,当然比交给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、行径乖张的孙天生要放心得多。

第二日起身,听说知府嵩峋终于不敢再留,逃到天宁禅寺去躲起来,临走时把知府大印扔进了瘦西湖,总算他尽了守土之责。再看满城的白旗,都写上了字,写的是“大汉黄帝纪元元年”这未免有些启人疑窦,有那从外府来的,或是喜欢看报纸的,都说别处光复,没有“大汉”的国号,而且黄帝纪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?一问才知道是孙都督下的令。莫非传令错误?

于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,落款写的是“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”年数倒对“大汉”总是怪异。再仔细一看,更不对了,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“扬州都督孙天生之印”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里,莫非他日换个都督,大印又要重刻?这,这不是儿戏吗?

正在疑虑不安,议论纷纷,孙天生颁出了两条命令:(一)扬州百姓三年不完粮,捐粮全免;(二)严禁奸商哄抬物价,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过三元(时价已超过七元),猪肉每斤不得超过二百文。孙天生还传见了商会会长周谷人,要求他约束全城商贾一律遵奉。

这些措施无疑坚定了扬州绅商迎徐代孙的决心。但扬州市民很欢迎这个皮五辣子(扬州评话清风闸主角,喜欢以无赖方式劫富济贫)式的都督,短短一天,孙天生周围就集合了一批市民与游民,姓名可考的有:

袁德彪(甘泉县公差)、刘癞子(教场口卖拳的)、夏菩萨(小东门做泥菩萨的)、曹小癞子(东关居民)、谢大花(东关削筷子的)、陈长林(教场口做厨子的)、夏恩培(教场口卖膏药的)、尹祺祥(运署附近卖古董的)、黄石岩(警局文牍)、姜善放(城营西门汛官)

显然,孙天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“流氓无产者乌托邦”绅士和商人都认为他是假革命党,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后,仍坚持说孙天生是“革命党的坐探”

乌托邦好景不长。11月9日上午,徐宝山进入扬州,绅商们赶紧在校场口设筵相迎。还未敬酒,孙天生突然带领一小队定字营士兵出现,破口大骂徐宝山贼骨头,祸害扬州。这正触了徐宝山的忌讳,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枪,孙天生身手敏捷,杂在人群中,倏忽不见。徐宝山命令举城大索。

抓到孙天生是在11月10日。徐宝山要他带路去起回埋藏的运库银两(大人们都相信抢劫运库是他的指使),徐军士兵押着孙天生走过扬州街市,只听他沿途大叫:“扬州同胞们,要学我孙天生的为人,我在扬州做了三天皇帝,谁敢说个不字!”

这个人从此没了下落。听说徐宝山怕在扬州城内杀孙天生激起民变,借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营流散的枪械,路上悄悄把他做了。

孙天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?众说不一。他一口本地口音,肯定不是外乡人,有人说他在扬州妓院当过龟公,也有人说他是工匠出身,失业后跑到上海,起事前从上海潜回。相信他是革命党暗探的人,说他还有一方印布,是上海革命党发的,被捕后交出证明身份。李涵秋写广陵潮,说此人本姓黄,西郊廿四桥人。但也有人说他姓巴,是小牛肉巷人,光复时听见有人叫他“小巴”祖上在甘泉县钱粮房当过公差。甚至有人说,孙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协办的学校里读过书,所以能跟定字营的士兵勾连。

五十年后,还有许多扬州人记得这首歌谣:

“扬州城,新旧十二门。九月十七日,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。鼓三更,进衙门,库银元宝四下分,放走监牢众犯人,宣统江山坐不成。”

这些扬州人记得孙天生的乌托邦,又模糊听说被杀的是个冒充的,他们以为孙天生是真的革命党,但是他没有来扬州,来的这个是假的,所以叫他“冒充孙天生”(孙天生起义调查记)

孙天生从校场口逃跑后,躲在多宝巷一家花烟灯上(就是妓院,或许这就是“龟公”说法的来源?),有人向徐宝山告密,遂被捕。告密的人叫王德林,在得胜桥开一家剪刀店,扬州老人说,当皇帝的那三天,王德林“是孙天生一起的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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